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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香港学者不参加内地学术评奖的原因是:没有关系】据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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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香港学者不参加内地学术评奖的原因是:没有关系】据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
发布日期:2024-08-11 11:09    点击次数:63

【香港学者不参加内地学术评奖的原因是:没有关系】据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报道:学术评奖,是学术研究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真正的学术奖项是神圣的,充满着荣誉和责任。评奖者一身正气,一秉至公;获奖者实至名归,倍感光荣;后来者以为高标,心向往之。可以说,严肃公正的学术评奖,对推进学术繁荣、深化理论研究、发扬优良学风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当前,学术界各种各样的学术奖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学者也经常面对各种评奖。其中,不乏科学公正的评奖,为学界所公认;但不可否认,浮躁和不正之风也在蔓延侵蚀学术评奖。

一些学者反映,如今某些学术评奖已经演变成学术自由市场,形式雷同,鱼龙混杂,评奖专业户、利益集团化和潜规则盛行,完全背离了学术评奖本身的主旨。

学术评奖良莠不齐

曾长期担任“孙冶方经济学奖”秘书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,讲述了该奖项的评审过程。他介绍说,一般每届大概有100本书、 150—200篇论文申请评奖,评奖周期历时3—4个月。评奖者通过两个途径申请:一是自己申请,并要求专家推荐;二是请重要的刊物、出版社和报纸推荐。初选小组成员由经济学部各个研究所推荐一名研究员,北大、人大、复旦、厦大、南开各出一名教授组成,此前集中在招待所封闭式评选。现在则采取会议形式,以多做准备工作为主。他还强调,有的书和文章由于初选小组相关专家较少,还要另请专家来评,并提出意见。

张卓元说,为了尽量做到客观、公正并经得起推敲,奖项宁缺毋滥,专著和文章要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时才推荐到评奖委员会,否则就不断请专家看。即使这样,评奖过程中仍然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评奖结果。张卓元坦陈此种情况自己也遇到过,如有人说只要能评上奖可以不要奖金,甚至可以捐钱。“‘孙冶方经济学奖’是严肃的,申请评奖一分钱不收,必须要达到标准才给予评奖,送人情是绝对不行的。”

但与此同时,不止一位学者对某些学术评奖发出感慨。他们口中学术评奖的几大不端,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。

一是学术评奖走向异化,不是评奖,而是评人;不是突出学术,而是变成社交,成为一种公关行为。学术评奖沦为学术交际场,学者蜕变为“长袖善舞”的“交际花”。

二是学术评奖成为发家致富的好手段,评奖者拉赞助,被评者名利双收,形成一个利益链条。严肃的学术评奖沾染上铜臭气,变成逐利的商业行为。

三是有些评委既当裁判员,又当运动员。滥评奖,评烂奖,学术评奖成为近亲繁殖和“举奖不避亲”的学术名利场。

人为因素尤为复杂

评奖本身是一个客观行为,为何成为滋生学术腐败病菌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一大推手?

有些评审专家辩解说,这与整个社会风气密切相关,且申报量过大,许多是著作,评奖标准不好操作。参评者则质疑,不能将不公正的评奖结果推诿给程序和制度。程序没错并不代表结果没错,真正好的程序不能保证结果没错,但能保证出了错及时纠正。另外,谁又来监督评审专家?

双方各执一词,也验证了长期担任各种哲学社会科学奖项评委、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的话,“评奖本身确实特别复杂、困难。首先,与评奖项目相比,评奖是一种对成果的评审,既有相对好操作的一面,也更有其不好操作的一面。好操作是因为它不是对一种预期的不存在的东西进行评审,而是对已形成的东西进行评审,从这个意义上说,它有确定的对象。其次,正因为它是业已形成了的东西,工作量大就给评审人带来了很多困难。”

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则表示,“香港学者很少参加内地奖项评审,因为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吃亏,内地学界对SCI和SSCI也有不同看法”。

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对此很有感慨。他对记者说,学术评奖中的学术不端应该在学术界引起更大的重视。很多学者都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,但是到底危害和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,一般的学者只是从抽象上来看,很难具体地去认识。只有自己参评时的感性认识才能证明以前抽象的认识。2010年,他曾参评某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,其著作《“知识经济”批判》虽得到了各方肯定,却在评奖中惨遭“逆向淘汰”,而相关机构至今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和说法。

叶险明认为,中国学界的学术不端,包括其他领域的学术腐败,往往都是在程序之中发生的,之所以查不出来或者不好查就是因为它符合程序,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评审制度。

也有专家指出,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立竿见影,其成果不好界定,也更容易出现一些不公正的评奖现象。加上有些规则有人为操作的空间,这样往往会出现问题,以致很多评奖还没结束,就有人知道内幕,知道谁会得奖。

香港学术奖项是为稳定年轻学者

学界热衷评奖,学者热衷拿奖,社会热衷办奖,其深层次原因何在?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国旗表示,评奖比较实惠的主要是职称问题,许多单位将职称评定与获奖直接挂钩;同时,丰厚的奖金也很有诱惑力。除此之外,拿奖所带来的荣誉以及对本人学术的认可,都是评奖热的重要原因。

与内地不同的是,香港的资深教授对拿不拿奖持无所谓态度。薛凤旋介绍,香港主要的8所大学里没有自己的评审体制,惯例是以西方为标准,看学者在SCI、SSCI里的文章有几篇,影响因子情况,而拿奖与评职称并不挂钩。另外,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大学设有“杰出研究奖”和“青年杰出研究奖”,主要是给刚进来的博士和博士后,校内评审通常不是给研究最有成就的人,而是变成一种安抚的手段。比如系里的年轻教授,合同将满,又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,那么就要为他留下来创造条件、争取这个奖,毕竟刚出来的学者地位不稳固,要靠一些奖项来支撑。

那香港学者是否对SCI和SSCI的评价体系满意呢?“抱怨很大”,薛凤旋如是称。谈及原因,他分析说,靠以英语为基础的西方评审标准,有客观的地方,也有不客观、不科学的因素。比如,日本、法国、德国很重要的论文是在自己的杂志、用自己的语言发表的,但在这两个体系上不一定体现出来,中国内地一些好文章也在系统里反映不出来。另外,SCI、SSCI只是杂志文章,不包括专著,对专著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。评职称、院士等主要靠这两个指标,如果有专著,要看个别情况,如果是欧美比较有名气的出版社出版的,就会受到重视,譬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相当于SCI的8篇文章。

薛凤旋还指出,SCI和SSCI文章总量差了3000%,前者文章引用次数是后者的30倍,如果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被引用30次,其实它的重要程度等于社会科学文章被引用1次。SCI文章比较短,往往很多人一起写,篇幅小;社会科学往往几十页纸,并且一个人写,每期最多三四篇,一个被认可的自然科学学术杂志一期可发多达20篇的文章。因此,二者之间应该有换算的比率。